一段时间以来，国内外的市场波动比较剧烈，这引发了大家对全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担忧。因为全球金融稳定与否，与我们每个人的钱包息息相关。
是否为“核心风险”，有五大刚性标尺。
精准识别全球金融稳定的风险，是我们需要首要回答的问题。
否则要么见风就是雨草木皆兵，要么暴风雨临近却还视而不见毫无准备，这些于我们都是非常被动和不利的。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界定一个风险是否为全球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。
一是具备全域传导性。不仅可覆盖全球股、债、汇、大宗商品全市场，而且同时冲击发达与新兴经济体；
二是具备内生连锁放大性。存在自我强化的负反馈循环，单一风险触发即可引发跨市场传染；
三是触及全球资产定价底层锚点，能够重塑全球大类资产估值体系；
四是存在明确短期催化窗口，并非远期潜在隐患，甚至3—6个月内存在明确政策与事件触发节点；
五是具备全球治理两难性，单一国家政策无法对冲化解，需要全球宏观政策协同。
据此五条标准，像美股高估值波动、欧美商业地产风险、个别新兴市场债务违约等等，均属于衍生的、局部的、被动的风险，还不够格称为全球金融风险。
只有三大风险，可以算得上是全球意义上的核心风险，最值得关注和跟踪。
核心风险之一：全球流动性风险
主要表现为：几个发达经济体货币政策错位，万亿级日元套息交易潜藏集中去杠杆危机。
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，美日欧货币政策长期分化，孕育了规模庞大的跨境套利体系，其中日元套息交易是全球低成本跨境流动性的核心支柱，也是当前最易触发全球流动性收紧的核心变量。据BIS、高盛联合测算，当前全球日元套息交易存量规模高达1.5万亿—3万亿美元，接近日本全年GDP的50%，覆盖美债、美股、新兴市场主权债、外汇衍生品等几乎所有风险资产，是过去近20年全球风险资产定价的重要底层支撑。
该交易曾多次引发全球金融震荡：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，日元套息交易集中平仓，直接加剧全球资本市场崩盘；2024年8月，套息盘短期集中平仓三分之一，直接引发全球股市单周大跌，尤其是8月5日（“黑色星期一”）遭遇剧烈震荡，日经225指数单日暴跌4451点（跌幅超12%），创1987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，由此可见，该交易具有极强的风险传导能力。
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缩小美日利差，否则日元套息交易将如滔天之水，迟早会掀起滔天巨浪，掀翻一切巨轮大船。
最近，美日罕见联手干预美日汇率，就足以说明美日双方都已明确地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。
核心风险之二：全球资产定价锚正在“脆弱化”
主要表现为：美国联邦债务持续膨胀，美债市场流动性脆弱性加剧。
美债作为全球无风险收益率定价锚，是所有大类资产估值的基准，其市场稳定性直接决定全球金融体系底盘韧性。
当前美国债务体系已进入“规模高增、付息承压、结构弱化、波动放大”的脆弱周期，系统性风险持续累积。
截至2026年8月，美国联邦未偿债务总额40万亿美元，公众持有债务规模达32.18万亿美元，占美国GDP比重突破101%，创美国百年新高。
债务高企带来的最严峻财政压力是利息支出的爆炸式增长。2026财年前10个月，美国联邦债务利息支出已达1.17万亿美元，全年预计突破1.2万亿美元，首次超越美国年度国防预算，成为联邦财政第一大刚性支出。
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（CBO）预测，到2036年，美国债务利息支出将攀升至2.1万亿美元，债务占GDP比重将升至120%，财政将陷入“借新还旧、利息吞噬税收”的恶性循环。
与此同时，2020—2022年新冠疫情期间发行的超低息债券集中到期，2026—2027年美国将迎来万亿级债务再融资高峰，在当前高利率环境下，融资成本持续攀升，进一步加剧债务压力。
更关键的是，美债市场买方结构持续弱化，流动性韧性大幅下降。十年前，海外官方机构持有美债占比超35%，是稳定的长期配置资金；当前海外官方持续减持，美债市场承接主力转变为对冲基金、私人资管等短期投机资金，交易波动率显著抬升。历史数据显示，2022—2026年，美债小幅卖盘即可引发10年期收益率单日波动超10bp，波动幅度较2010—2020年提升近一倍。美国政策当局陷入极致两难：维持高利率将持续放大财政付息压力，加剧商业地产、区域银行坏账风险；过早降息则会重启通胀反弹，加速全球央行储备多元化，削弱美元全球信用。
美债市场的脆弱性，从底层动摇全球资产定价体系，属于中长期核心系统性风险。
核心风险之三：实体通胀风险
主要表现在：中东地缘冲突持续发酵，能源供给扰动催生全球滞胀风险。
能源是全球实体产业与金融市场的核心纽带，中东地缘冲突引发的能源供给扰动，是当前唯一能够同时冲击实体增长与金融定价的外部风险源。
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全球能源“咽喉要道”，承担全球20%以上的海运原油、20%的LNG贸易，日均原油运输量达2000万桶，海湾产油国90%以上的石油出口依赖该通道，亚洲主要能源进口国的原油供给高度依托这一航道。
历次霍尔木兹海峡地缘动荡均直接引发全球油价暴涨与滞胀压力：1979年伊朗革命导致原油日产量锐减约500万桶，布伦特原油价格从约13美元/桶—14 美元/桶飙升至 31.6美元/桶—35 美元/桶，1980年进一步涨至36.8美元/桶 。涨幅约为150%—170%，直接引发全球滞胀危机；1980年两伊战争、1990年海湾战争均推动油价短期翻倍，拖累全球经济增速、抬升通胀水平。
2026年以来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反复紧张，出现现代史上最长规模的航运扰动，3—4月海峡通航量较战前暴跌90%，全球原油日均供应损失超1280万桶，累计供应缺口突破12亿桶，远超1973年石油危机的冲击力度。
当前能源冲击已形成清晰的滞胀传导链条：地缘冲突→原油、天然气价格上行→全球输入性通胀反弹→发达经济体央行被迫维持紧缩政策→企业融资成本高企、居民消费承压→全球经济增速下行。
该风险打通实体供需与金融市场传导链条，可直接重塑全球货币政策周期，是短期最易快速发酵、冲击最广泛的外部系统性风险。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三大风险并非孤立存在，而是可形成风险共振闭环：中东能源冲击推升全球通胀，约束发达经济体央行降息空间；持续高利率进一步放大美国债务付息压力，加剧美债市场波动；美日货币政策错位引发的全球流动性收紧，又进一步放大大宗商品、外汇市场震荡，三重风险叠加会形成更大的风险。
面对全球三重系统性风险共振，中国显然无法独善其身，但凭借独立的货币政策体系、超大规模内需市场、稳健的财政基本面、完备的风险防控工具箱，具备充足的对冲空间与抗压韧性。应对得当，就能实现防风险、稳增长、促开放的动态平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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